10/25/2005
1989年，美国新保守主义喉舌刊物《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刊载了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赶在柏林墙被推倒之前预见性地展开了后冷战的讨论。福山从此斐誉世界。而以后十多年中，《国家利益》也总是不厌其烦地提醒是她将“历史的终结”和“西方和其他世界”（The West and the Rest）等时髦词汇最早是带进了西方舆论世界。
今年三月，长期担任该杂志编辑委员会委员的福山决定终结他与《国家利益》的历史——与另外9位委员集体辞职——其中包括卡特政府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文明的冲突》的作者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鹰派战略教授艾略特·科恩(Eliot Cohen)以及德国《时代》杂志（“Die Zeit”）编辑约瑟夫•乔夫（Josef Joffe）。和很多编辑的辞职信一样，“理念不合”被援引为双方分道扬镳的主要理由。而对所谓不合之理念的最直接挑战就是另立门户。
九月，一份名为《美国利益》(The American Interest)的新杂志在使命声明中称，“作为一个新的而且独立的声音，她将致力于探讨”美国在世界之中”的广泛议题”——落款是福山，布热津斯基，艾略特·科恩以及约瑟夫•乔夫。该杂志的主编亚当·加芬克尔(Adam Garfinkle)此前担任美国国务卿的讲演撰稿者，并曾担任《国家利益》主编。
《美国利益》的创建披着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这当然是福山的理想主义。也许福山的传记作者会写到，这是美国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发展的一个分水领。福山和他的同事决定重新定义美国的国家利益。
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1985年创建的《国家利益》一直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核心舆论阵地。他的儿子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n Kristol）青出于蓝，在新闻集团老板鲁伯特·默多克的支持下于1995年创建了《标准周刊》(Weekly Standard)，作为新保守主义大本营新美国世纪工程(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的主席，威廉·克里斯托尔很快使《标准周刊》取代了《国家利益》的地位，被奉为今天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圣经。而《国家利益》终于在去年被美国现实外交政策智囊尼克松中心(Nixon Center)全盘控制。这个智囊团是保守的美国商界精英和现实政治支持者的俱乐部，其成员包括亨利·基辛格。尼克松中心把持的《国家利益》的编辑方向与新保守主义的冲突几乎是可以预见的。
在一篇名为“现实主义闪耀的道义光芒”的社论中，他们写道：“对民主理想的过度狂热（以及相应对其成本和危险性的低估）导致美国在伊拉克危险的过度伸展”，并称美国的利益有时候也需要同非民主的政权合作。这是地道的基辛格式思维。
然而，尽管福山和现实主义者同样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必要性，但福山全球民主化理想与现实主义外交从本质上就格格不入。与《国家利益》的继续合作不过是同床异梦。他批评出版人排挤自由派或新保守主义者对民主全球化以及传播民主对美国自我利益的重要性的观点。福山在10位编辑委员会成员的联名辞职信中写道：“我们所热爱的过去的《国家利益》对各种观点兼容并包，但我们没有信心，这一编辑方针还将被一份反映尼克松中心利益的杂志长期保留下去。”
尼克松中心的总裁、《国家利益》联合出版人迪米特里·西门斯（Dimitri Simes）反击说，福山是一个自我膨胀的家伙，他不过是试图接管《国家利益》却没有成功而已。“坦白地说，福山代表的这些人属于过去，而我们现在需要一些变化，” 西门斯说。
的确，过去福山被喻为新保守主义者当中的新保守主义者。然而，在围绕美国入侵伊拉克战争的大辩论中，人们似乎看到福山与新保守主义阵营渐行渐远。事实上，福山还是原来的那个新保守主义的旗手，他与现在很多新保守主义者最大不同是他更加纯粹——他与盟友的分裂其实是一个纯粹的知识份子和现实政治之间的根本分歧。今年四月他在耶鲁大学发表演讲时重申：“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新保守主义者，而且我为此骄傲。我一直认为我和很多其他的新保守主义者有着共同的世界观，他们也包括很多在布什政府任职的朋友和同僚。然而与多说新保守主义者同僚不同的是，我从未被说服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必要的，而且看到布什政府实行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式，我愈加感到沮丧。”
包括福山本人在内的新美国世纪工程中（它的目标是“推动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的要员2000年后纷纷进入到布什政府，把持了国防，外交和贸易部门的要职，如迪克·切尼，唐纳德·拉姆斯费尔德、保罗·沃尔福威茨和约翰·伯尔顿等，进入了新保守主义运动的颠峰时期。而入侵伊拉克可以说是新保守主义在现实政治中的空前胜利。围绕这场战争的争议却是福山与沃尔福威茨代表的新保守主义实权派的分裂肇始。
“福山本质上是一个社会科学家，一个力图思索出构建良好社会的必要条件的知识分子，”纽约大学新闻学教授罗伯特·博尔顿（Robert S. Boynton）这么评价福山。这个知识分子的理想恰恰就是《美国利益》的编辑动力。
福山和他的同事在《美国利益》的创刊序言“定义美国利益”中丝毫没有掩饰他们欲在全球推广美国价值观和民主制度的理想。他们宣称，美国对于世界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她的政治，而且还有这些政治所形成的社会土壤，包括美国的文学，音乐和艺术以及价值观，公共信念和历史想象。这是不折不扣的新保守主义腔调。
然而，《美国利益》并不是重复过去的《国家利益》，也不是对过去的全盘批判。她是一份富有浓郁知识份子气息的开放式杂志，力图超越党派之争，对不同的观点兼容并包。福山等人在“定义美国利益”继续说，“我们希望邀请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最优秀的头脑加入这场活跃而开放的大讨论。我们希望启蒙新识，而不是为任何意识形态卫道士的辩护，或取悦之。”我们可以从《美国利益》编辑委员会成员的组成可以看出，她的确试图让她的声音更加多样，拒绝任何一派独领风骚。九月份的创刊号上，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新保守主义死硬份子和伊拉克战争的坚决支持者的文章，同时也重磅刊载战争反对派布热津斯基和艾略特·科恩的观点。福山本人继续在他的文章批评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指责布什政府“浪费了911之后美国获得的前所未有的公众支持；外交政策再次沦为党派斗争和非此即彼的议题。”另外，《美国利益》出版商的背景也使这份杂志清白于任何政治派别和利益团体，《标准周刊》幕后老板是默多克，《国家评论》的很多文章看起来似乎经过共和党党魁办公室审阅似的（《经济学人》语），然而《美国利益》最初完全依靠一个风险投资家的支持。欧文·克里斯托尔曾说，这类期刊越多越好，很快新保守主义杂志就会比新保守主义者还要多了。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利益》给是布什政府政策反对阵营崭新的强音。
福山将在明年出版新书《新保守主义之后》，似乎他准备对新保守主义清本正源了。他将把新保守主义引向何方？他是否试图修正这项理论，后者干脆终结新保守主义的历史？但愿《美国利益》走得够远，让我们看得够清楚。(2005/10)
今年三月，长期担任该杂志编辑委员会委员的福山决定终结他与《国家利益》的历史——与另外9位委员集体辞职——其中包括卡特政府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文明的冲突》的作者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鹰派战略教授艾略特·科恩(Eliot Cohen)以及德国《时代》杂志（“Die Zeit”）编辑约瑟夫•乔夫（Josef Joffe）。和很多编辑的辞职信一样，“理念不合”被援引为双方分道扬镳的主要理由。而对所谓不合之理念的最直接挑战就是另立门户。
九月，一份名为《美国利益》(The American Interest)的新杂志在使命声明中称，“作为一个新的而且独立的声音，她将致力于探讨”美国在世界之中”的广泛议题”——落款是福山，布热津斯基，艾略特·科恩以及约瑟夫•乔夫。该杂志的主编亚当·加芬克尔(Adam Garfinkle)此前担任美国国务卿的讲演撰稿者，并曾担任《国家利益》主编。
《美国利益》的创建披着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这当然是福山的理想主义。也许福山的传记作者会写到，这是美国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发展的一个分水领。福山和他的同事决定重新定义美国的国家利益。
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1985年创建的《国家利益》一直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核心舆论阵地。他的儿子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n Kristol）青出于蓝，在新闻集团老板鲁伯特·默多克的支持下于1995年创建了《标准周刊》(Weekly Standard)，作为新保守主义大本营新美国世纪工程(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的主席，威廉·克里斯托尔很快使《标准周刊》取代了《国家利益》的地位，被奉为今天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圣经。而《国家利益》终于在去年被美国现实外交政策智囊尼克松中心(Nixon Center)全盘控制。这个智囊团是保守的美国商界精英和现实政治支持者的俱乐部，其成员包括亨利·基辛格。尼克松中心把持的《国家利益》的编辑方向与新保守主义的冲突几乎是可以预见的。
在一篇名为“现实主义闪耀的道义光芒”的社论中，他们写道：“对民主理想的过度狂热（以及相应对其成本和危险性的低估）导致美国在伊拉克危险的过度伸展”，并称美国的利益有时候也需要同非民主的政权合作。这是地道的基辛格式思维。
然而，尽管福山和现实主义者同样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必要性，但福山全球民主化理想与现实主义外交从本质上就格格不入。与《国家利益》的继续合作不过是同床异梦。他批评出版人排挤自由派或新保守主义者对民主全球化以及传播民主对美国自我利益的重要性的观点。福山在10位编辑委员会成员的联名辞职信中写道：“我们所热爱的过去的《国家利益》对各种观点兼容并包，但我们没有信心，这一编辑方针还将被一份反映尼克松中心利益的杂志长期保留下去。”
尼克松中心的总裁、《国家利益》联合出版人迪米特里·西门斯（Dimitri Simes）反击说，福山是一个自我膨胀的家伙，他不过是试图接管《国家利益》却没有成功而已。“坦白地说，福山代表的这些人属于过去，而我们现在需要一些变化，” 西门斯说。
的确，过去福山被喻为新保守主义者当中的新保守主义者。然而，在围绕美国入侵伊拉克战争的大辩论中，人们似乎看到福山与新保守主义阵营渐行渐远。事实上，福山还是原来的那个新保守主义的旗手，他与现在很多新保守主义者最大不同是他更加纯粹——他与盟友的分裂其实是一个纯粹的知识份子和现实政治之间的根本分歧。今年四月他在耶鲁大学发表演讲时重申：“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新保守主义者，而且我为此骄傲。我一直认为我和很多其他的新保守主义者有着共同的世界观，他们也包括很多在布什政府任职的朋友和同僚。然而与多说新保守主义者同僚不同的是，我从未被说服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必要的，而且看到布什政府实行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式，我愈加感到沮丧。”
包括福山本人在内的新美国世纪工程中（它的目标是“推动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的要员2000年后纷纷进入到布什政府，把持了国防，外交和贸易部门的要职，如迪克·切尼，唐纳德·拉姆斯费尔德、保罗·沃尔福威茨和约翰·伯尔顿等，进入了新保守主义运动的颠峰时期。而入侵伊拉克可以说是新保守主义在现实政治中的空前胜利。围绕这场战争的争议却是福山与沃尔福威茨代表的新保守主义实权派的分裂肇始。
“福山本质上是一个社会科学家，一个力图思索出构建良好社会的必要条件的知识分子，”纽约大学新闻学教授罗伯特·博尔顿（Robert S. Boynton）这么评价福山。这个知识分子的理想恰恰就是《美国利益》的编辑动力。
福山和他的同事在《美国利益》的创刊序言“定义美国利益”中丝毫没有掩饰他们欲在全球推广美国价值观和民主制度的理想。他们宣称，美国对于世界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她的政治，而且还有这些政治所形成的社会土壤，包括美国的文学，音乐和艺术以及价值观，公共信念和历史想象。这是不折不扣的新保守主义腔调。
然而，《美国利益》并不是重复过去的《国家利益》，也不是对过去的全盘批判。她是一份富有浓郁知识份子气息的开放式杂志，力图超越党派之争，对不同的观点兼容并包。福山等人在“定义美国利益”继续说，“我们希望邀请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最优秀的头脑加入这场活跃而开放的大讨论。我们希望启蒙新识，而不是为任何意识形态卫道士的辩护，或取悦之。”我们可以从《美国利益》编辑委员会成员的组成可以看出，她的确试图让她的声音更加多样，拒绝任何一派独领风骚。九月份的创刊号上，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新保守主义死硬份子和伊拉克战争的坚决支持者的文章，同时也重磅刊载战争反对派布热津斯基和艾略特·科恩的观点。福山本人继续在他的文章批评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指责布什政府“浪费了911之后美国获得的前所未有的公众支持；外交政策再次沦为党派斗争和非此即彼的议题。”另外，《美国利益》出版商的背景也使这份杂志清白于任何政治派别和利益团体，《标准周刊》幕后老板是默多克，《国家评论》的很多文章看起来似乎经过共和党党魁办公室审阅似的（《经济学人》语），然而《美国利益》最初完全依靠一个风险投资家的支持。欧文·克里斯托尔曾说，这类期刊越多越好，很快新保守主义杂志就会比新保守主义者还要多了。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利益》给是布什政府政策反对阵营崭新的强音。
福山将在明年出版新书《新保守主义之后》，似乎他准备对新保守主义清本正源了。他将把新保守主义引向何方？他是否试图修正这项理论，后者干脆终结新保守主义的历史？但愿《美国利益》走得够远，让我们看得够清楚。(2005/10)
# posted by Intelligent Being @ 21:30 
